救亡怒吼 全国声援

华北事变使平津上空乌云密布，整个华北危在旦夕。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更使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是，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对日外交都是秘密进行的，外人无从知晓。这更增强了人们的怀疑和猜测，感到坐卧不宁，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。大家都在问：国难当头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！还能够沉默不语吗？愤怒是时间积聚起来的。压抑的愈久，爆发力愈大。只要有人振臂一呼，便能将处处潜藏的怒火迅速凝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流，奔涌形成新的高潮。

1935年11月18日，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（简称北平学联）成立。其中的共产党员虽然不多，由于顺应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和民众要求，在学生中又是能指明行动方向并且最有组织能力的，自然就担负起了登高一呼、统率全局的重任。12月3日，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的何应钦到达北平。北平学联决定向他请愿，要求抗日救国。这是一二九大游行的由来。游行确定在12月9日举行，因为传说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，要搞所谓华北特殊化。在李常青和彭涛、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，在姚依林、郭明秋、黄敬、宋黎等的组织、指挥下，12月9日，北平学生高喊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”“反对华北自治”“收复东北失地”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等口号，到新华门向北平当局请愿。由于请愿没有结果，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。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大街时，人数增加到3000人。军警突然用水龙向学生喷射，并挥舞皮鞭、枪柄、棍棒从两侧袭击学生。当天，有30多名学生被捕，数百人受伤。第二天，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。12月16日，在天桥举行市民大会，反对“华北自治”，与会者3万余人。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这些行动进一步鼓舞了青年学生和市民的抗日救国热情。游行回来后，不少学生感到，人好像变了，劲头也大了，胆子也壮了，看到一起参加游行的人也觉得非常亲切。

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，从11日开始，天津、保定、太原、杭州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、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行动。风暴迅速蔓延开来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。

12月下旬，在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，利用寒假时间，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，开始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为了把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，在宣传团的基础上，次年2月初，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最初只在平津两地建立，暑假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，到年底队员已达6000多人，其中包括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活跃分子。这个组织后来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，对团结广大青年、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。

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，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，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。12月18日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，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。同日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，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，支持学生斗争。20日，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，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。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。宋庆龄、鲁迅、马相伯、沈钧儒、王造时、邹韬奋、陶行知、章乃器、李公朴、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。12月26日，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，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。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。世界学生联合会对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也通电声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