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1935年元旦：筹款

1934年12月31日晚，上海火车北站，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、汪乃刚兄弟等人，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。胡适此行，是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，这是他一生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；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，会会朋友，叙叙旧情。

事实上，自1931年元旦始，南京国民政府即推行所谓“国历”，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，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———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，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。包括政府要员、工商名流等人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，开始普遍接受这种过年方式。胡适此次上海之行，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，当天当晚就权作与朋友们的“除夕”之小聚；他在这一天的日记标头处也确实写着“廿三年（1934年）的除夕”字样。

1934年的最后一天，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适是忙碌异常的。一下火车他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，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，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跟他谈亚东图书馆的银行欠款问题。因为财务年度结算时间已到，只有24小时的回旋余地，共计7400银圆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结，亚东将面临停业关门之祸。所谓“年关难过”，关键时刻，安徽绩溪人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想到了请这位老同乡、老作者、老朋友出马，一解燃眉之急。

这7400银圆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，而胡适对这场“还贷危机”则有着自己的处置策略：他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，当面托他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2000元透支款再转一期，又托他给陈光甫兄打电话，将欠上海银行的3000元透支款再转一期。这样一来，已暂解5000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。在办妥此事前后，胡适还接受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，到国际大饭店吃午餐，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、余上沅、梅兰芳、冯幼伟、徐新六等一大帮名流名士。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，高21层，胡适等人的用餐处在第14层，据徐新六介绍说：“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———除了美国不算”。

在这座超豪华大厦——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，又兼高朋满座、高论时现，胡适强打精神应酬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毕竟亚东还有2400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。午餐后，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，可章士钊坚称毫无办法。胡适希望章士钊能承担2500元的救急之款，但章士钊仍说“无法可想”。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，去通告筹款状况，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。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。我活到今日，不曾过过这种日子！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她下泪了。我虽感动，实在想不出法子来。”

临走时，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，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，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。为亚东清欠的事暂告一段落之后，胡适开始走马灯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———王云五、李拔可、傅伟平、何柏丞、周昌寿、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访晤。还借李拔可的汽车一用，特去见了蔡元培一面。

晚间，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，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。但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，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。原来，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，却已经晚了，因为银行已经关门了。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，以个人名义暂借500元给亚东救急。

就这样，胡适在筹款中度过了一个新年。